
1949年十二月初配资公司排行,皖北的冷风顺着黄泛区的空地卷来,杨克一步步走在坑洼的土路上。焦黑的梁木横七竖八躺在路旁,原先的朱家湾只剩残垣断壁。她低头捏紧手心里的小铜锁,指尖微凉,却还能感觉得到当年女儿贴在怀里的体温。
几分钟后,杨克蹲在一口干裂的土井前,眼眶发涩。八年前,她就是从这口井旁的草屋抱着襁褓匆匆离开;如今,草屋只剩一圈烧焦的土墙,往日的炊烟与鸡鸣全无踪影。她试图在碎砖瓦间寻找当年那位“刘大嫂”的蛛丝马迹,可风吹得枯草沙沙作响,回答她的只有寂静。

时间往前拨到1938年4月,河南驻马店的17岁姑娘杨克来到江北游击纵队报到,分在通信科。那年春雨连绵,部队缺纸缺电,连发报都得省着电池。拥有中学文化、会英文莫尔斯密码的女报务员,简直是稀罕物。她的工作地点是简易棚里搭起的木桌,桌面铺条旧棉毯,旁边是一把半坏的手摇发电机。
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,日伪与顽固派在淮南、皖北轮番扫荡,“一把火三面封”让大片根据地成了焦土。队伍昼伏夜行,电台就藏在稻草里、菜窖里甚至棺材里。那年五月,杨克怀孕八月,挺着肚子坚持工作,危急时刻还得握着电键呼叫上级。首长心疼,给她批下一支警卫班;可敌人飞行“包剿”,这支被称作“移动电台”的小分队还是要边打边跑。
六月底傍晚,部队宿营朱家湾。深夜,杨克腹痛难忍,房东大娘悄悄去邻村请来接生婆。一声闷雷似的枪响将屋里众人惊醒,外围机枪正亮起火舌。“把门栓上,别出声!”房东大娘压低嗓门,嘶哑的命令像尖利石头。就在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响起的同时,村西头已燃起火光。

敌人从门口冲进来,鼻子差点被屋里的酸臭味熏倒。满炕的血水与脏物逼退了汉奸和日军,杨克得以躲过搜查。翌日夜,丈夫李自强换上老百姓的破衣,带着两名警卫潜回。四个人抱着电台配件与襁褓钻出村口,可山洼里枪声骤起,子弹擦树皮飞溅。婴儿的哭声泄露方向,警卫员小朱将孩子递给杨克,反身朝另一边猛跑。短促的爆响后,山谷再无他的回音。
血迹染红了孩子的包被。三人翻沟越岭,闯进相距十里外的刘家小庄。刘大嫂听完来意,沉默片刻,接过襁褓:“把她留下吧,等你们打完仗再来认。”杨克取下母亲遗留的小铜锁,挂在女儿胸前,哑着嗓子说:“闺女,娘先走一步。”她没有回头,怕眼泪会让双脚再也抬不动。
接下来四年,杨克边随部队转战皖北、苏北,边与丈夫轮流执勤。她在发报表格背面写满女儿的小名“阿梅”,然后革命工作又把那张纸浸透汗水与雨水。1945年抗战胜利,本以为可以立刻动身,却遇上新的战事。她和电台一起,再一次奔波在津浦线两侧。

1949年10月,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遍江淮大地。杨克向组织提出请假,乘木船、坐骡车、再徒步,走了整整半个月才抵达朱家湾。途中有人回忆:1944年夏,日本第二次“铁壁合围”时,朱家湾整村被纵火,男女老少四散逃生。有人去了寿县,有人渡江去了苏南,其余则不知所终。那位刘大嫂的姓名、岁数,连乡公所的老档案也没留下。
杨克没死心,她在阜阳、淮南、合肥的报纸上连续刊登寻人启事,只留下一句话:“女孩胸前挂一把旧铜锁。”数月过去,无人回应。她随复员干部路过集市,总要在人堆里寻找那枚熟悉的铜色寒光;每当看到五六岁的小姑娘,她就会想象女儿如今是扎羊角辫还是短发。
1952年秋,安徽省民政厅统计烈士遗孤,主动联系杨克协助查找,可线索仍停在朱家湾被焚那一刻。有人说,战争结束代表新生活开始;对杨克而言,战争却永远带走了她唯一的孩子。她继续在通信学校负责培训学员,把毕生经验写成教材,课后却常把目光投向窗外草坪,那些追逐打闹的孩子声响让她情不自禁停下粉笔。

杨克晚年保存最久的物件依旧是那枚小铜锁。铜锁边角已磨得发白,锁面曾镌刻的“长命”二字依稀可辨。很多人不理解她为何从不为自己立功受奖而只关心寻亲,她笑答:“密码能破译,电波能追踪,可孩子去了哪儿,谁也报不来一份电文。”简短一句,却让听者噤声良久。
女儿的消息终未有结果,但那段血与火考验下的选择,烙进了杨克这一代人的生命。个人与家国碰撞时所必须承受的重量,在她的故事里沉甸甸摆着,不需要任何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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